董卿：感谢所有用命写字的人，把光留给世界
2019年6月30日，厦门大学迎来了朗读与阅读的盛会。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著名节目主持人，《朗读者》节目制作人、图书主编董卿携《朗读者II》同名图书与厦门读者度过了一个属于文学的下午。厦门曾吸引了鲁迅、巴金等文学大家在此地驻足，构筑他们的“南国之梦”，也养育了像林语堂、蔡其矫、舒婷这样的文人，用细腻的笔触记录这个城市的每一块石头和海风。在这个充满诗意的城市，所有人以朗读的名义相聚，共同拥抱文学。以下是董卿在厦门大学演讲实录。
董卿在厦大谈《朗读者》
大家好！很久没有来厦门了，所以站在这里觉得很亲切。我出生在上海，但是来到厦门，我自然也就成了一个北方人。（笑）我记得在俄罗斯作家赫尔岑曾说过：“人一到了南方，他就觉得自己的年纪变轻了。想哭，想笑，想唱歌，想跳跃。”来到这里，我就觉得自己变得年轻了。
今天站在这里，真正让我心中有感慨的是，一百年前，1919年的6月26日，我的同乡、上海人、教育家黄炎培先生刚刚来到厦门，还没有安顿下来，就被陈嘉庚先生兴冲冲地邀请到演武场来参观厦大校址，站在那儿兴奋地畅想未来：“三年之后”“山坡上下，楼宇巍峨，弦歌之声，与海潮相答……”刚刚听着鼓浪文学社几代新老社员在那里讲述、朗读，我感慨万千。读书之声与海潮相答，一百年了，陈嘉庚先生对教育的热诚和奉献在这片土地上没有被辜负，所以请允许我郑重地向各位问候，厦门大学的老师们、同学们，厦门热爱朗读的观众们、读者们大家好！我是董卿，我们终于见面了！
我今天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我这两年走过的一些心路历程。
《朗读者》节目成功之后，很多人会问我一个问题：董卿，你怎么会想到做这样一个节目？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，我总是很难用三言两语就把它回答好，所以我想到了一个人，这个人和陈嘉庚先生几乎是同时代的人——英国的乔治·马洛里，他曾经就读于剑桥大学，也是英国著名公学查特豪斯的书院长、英国皇家地理学院的成员。他有着非常俊朗的外表，除去外在之外，还有一颗热爱探险的心。他在1920年、1922年、1924年三次攀登珠穆朗玛峰，非常不幸的是，1924年他在第三次登珠峰的时候遇难了。整整七十五年以后，人们在珠峰北坡还有几百米的地方发现了他的遗体。至于他在遇难前是否有登顶，这成为登山界的一个谜，很多人愿意相信他登顶了，因为这不仅改变人类攀登珠峰的历史，而且似乎也为他短暂的只有三十八年的生命画上一个感叹号。其实在我看来，攀登珠峰对乔治·马洛里来说不止是一个结果，更多是尊崇内心的选择。在之前有美国记者问他为什么这么热衷于登珠峰的时候，他简短地回答了一句：Because it\\\\\\\\\\\\\\\\\\\\\\\\\'s there，因为山在那里。所以我突然想，我可不可以借用他的回答——为什么要做《朗读者》？因为文章在那里。
中国古代的先贤早就对文学的本体有过阐述，“心生而言立，言立而文明，自然之道也”，它的意思就是说人文来自于天文地文，圣人之所以伟大，就是秉承天地自然之道，以文施行教化。在刘勰之前，曹丕说“文章经国之大业”；在刘勰之后，杜甫说“文章千古事”。作为人类文明重要的组成部分，如果这些重要的文字被忽略了，被遗忘了，被淡漠了，甚至被丢弃了，这是一件很可悲的事情。
科技的发展深刻地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，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：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，电视在西方发达国家民众的生活里还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时，就有一个社会学家说，电视让人们变成了遗忘症患者，我们只对二十四小时内发生的事情感兴趣，我们对过去几百年、几千年的事情知之甚少。这句话在今天看来仍然是入木三分，不仅仅是电视，还有我们的电脑、手机，的确把阅读经典的时间大大地压缩了，而且这样的改变也影响了电视节目内容、视频内容的生产。
今天在座的有很多大学生，我们可以回顾一下：2000年到2015年是各位的童年、少年、青春成长的阶段，你们印象深刻的节目有哪些呢？《超级女声》《快乐男声》《中国达人秀》《中国好声音》《非诚勿扰》，我不是说这些节目不好，我也很喜欢这其中的一些节目。我爸爸，一个传统的知识分子，到今天依然是《非诚勿扰》忠实的观众，每到周末一定守在电视机前看《非诚勿扰》。我后来跟他开玩笑：你这种忠实的守护在我们业内分析来看，就叫补偿性收看心理。他的初恋就是我妈，大学认识的，结婚妻子也是我妈，从二十多岁一直到七十多岁，面对的唯一的女性，都是我妈。哪像现在一个男生对面可以站二十四个女生，相互沟通，充分了解，多么新奇。（笑）不过后来我采访孟非的时候，他也说，其实选择越多意味着失败就越多，未必现在的婚姻就比那个时候的婚姻更幸福。
我们回溯这么长的时间，你会发现几乎找不到任何一个文化类的节目可以产生广泛的影响，这是一种缺失，所以2016年2月19日，当时习近平总书记到中央电视台调研的时候说，中央电视台每天要面对数亿的观众，一定要多做一些脍炙人口、寓教于乐的好节目。这句话对所有一线的电视工作者来说是鼓励、鞭策，也是一种警醒，《朗读者》就是在那个春天酝酿，经过整整一年的跋涉，到2017年2月和大家见面了，一经播出一下就传遍了大江南北。一夜暴红的命运就说明了这一类节目的长期匮乏。我们只是做了这样一件事情，就是敢于在这个喧嚣的时代回归到丰富、深刻的文字世界里。每一次有这样的机会和你们面对面，我都心怀感激，有这样的相聚并不容易，我们可以谈谈文学、读读文章，是一种非常好的享受，这就像在茫茫的大海上航行，我们可以彼此照亮、彼此鼓励，所以谢谢大家在这个炎热的夏天来到这里，谢谢你们！
这两年来最感谢的人，是一位又一位走进我们的演播室，坐在我对面的那些朗读者。大家刚刚在短片里看到有超过130位朗读者，这里面既有薛其坤、潘建伟这样的科学家，一位是清华的副校长，一位是中科大的副校长；也有像贾平凹、贾樟柯这样的文学家、艺术家，还有像黄永玉这样弥足珍贵的大家，他们的到来让我们再次读懂了什么是大写的“人”——人的品格、精神、志向、灵魂，人之所以为人的高贵。
今天我站在厦门，我自然会联想到在节目中出现过的和福建、厦门有关的面孔，比如说余光中先生，他二十一岁在厦门大学就读，在这里发表了人生第一首诗，而他在这个世界上最后一段电视影像，也留给了我们《朗读者》。我们可以一起看看。
余光中朗读《民歌》影像
这是2017年5月2日，我们到台湾去他家拍摄，那个时候我们不知道，七个月以后他将会离开我们，离开这个世界。当时我听到他读这首民歌：“传说北方有一首民歌，只有黄河的肺活量可以歌唱”，我热泪盈眶。这首诗就像那一句妇孺皆知的“后来乡愁是一座矮矮的坟，我在外头，母亲在里头”一样，让我们感受到的是对母亲、故乡、民族最深刻的眷恋和爱。我做这个节目总是会情不自禁地在心里感恩，感谢这些所有用命写字的人，把光留给了世界，照亮了我们。
还有一个嘉宾是吴孟超先生，他是福建闽清县人，老先生是我们国家最著名的肝胆外科专家，他一生给一万六千多名的肝癌患者开过刀，有多少人因为他的这双手逃离了鬼门关。我们国家曾经是肝癌的高发国家，新中国成立之初，那个时候医疗水平差，肝癌五年存活率不到14%，后来在吴孟超先生和同行、几代学生的努力下，探索、创新出一些新的手术疗法，肝癌术后五年存活率可以达到71%，非常了不起。
他在节目中提到了一件往事：在他八十六岁时，吴老遇到了一个病人叫甜甜，她是湖北人，肝脏患了海绵状血管瘤，有好几斤，没有一个医院，没有一个医生愿意收留她，因为风险太大了。后来女孩的母亲听说上海有一位吴孟超先生，如果他能够答应给孩子看病，说不定孩子还有救，妈妈就带着孩子到了上海。很快吴老就安排甜甜住院手术，当时跟了吴老三十年的护士长就跟他说，这样的病人也收吗？有多大的风险呢？一旦手术失败了，这会影响到你的名誉，属于晚节不保。吴老是特别温和的老先生，但那次他非常严肃地说，我吴孟超的名誉和一个人的命比，哪个更重要？
我当时听了醍醐灌顶。因为我个人在做第二季《朗读者》的时候，内心是有不少包袱的，因为第一季那么成功，很多人给予你赞美，你自己也会觉得真好，到了第二季的时候就会想，我还能获得这么多的鲜花和掌声吗？你会变得很焦虑、恐惧，听到这番话之后，我就幡然醒悟。
这样一个德高望重的耄耋老人，还可以淡然地看待名利，那我们呢？对于我们来说，记录时代人物，发掘文学宝藏，为观众构建一个能汲取一些养分和力量的精神家园，这就是我们的使命，去做就可以了。后来很巧，第一季节目开播的时候正好是节气“雨水”，第二季节目开播的时候又是一个节气“谷雨”，有人就说，你们是不是挑日子？不是，真是撞上。很多时候，做人做事都和农民差不多，你只需要踏踏实实，收成的事情就交给大地吧，这是《朗读者》这些嘉宾给我的感受。
刚刚陈伟鸿和台上的各位领导和嘉宾也说到，厦门真的是一个文人荟萃的地方，冰心、林语堂都在这里生活过，就算没有来过厦门也会知道那就是鲁迅笔下“永是这样的山，这样的海”“树和花草，也永是这样开着，绿着”的地方；是巴金心中永不忘怀的“南国的梦”；是郭小川所说的“这不过是祖国的一地，却凝聚了祖国的多少豪气！”在《朗读者》节目中，我们不止一次朗读过汪国真先生、舒婷女士的作品，我记得新中国第一代飞机设计师、专家顾问程不时先生，他当时朗读的就是舒婷的《祖国啊，我亲爱的祖国》，一个九十岁的老人一辈子命运多舛，最后当他认认真真地读“从我的血肉之躯上/去取得/你的富饶、你的荣光、你的自由”的时候，全场为之动容。
《朗读者》两季了，今天之所以和大家见面，是因为节目又一次回归到了图书，影像又一次回归到了文字，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，它也会变成一个更加隽永、安静、私密的空间，也希望有更多的读者可以在这个空间找到属于你的光。就像伏尔泰曾经说：“文学就像炉中火，我们从别人那里借来火种，然后点亮自己，再去温暖他人。”
再次谢谢厦门的读者！谢谢大家！
文章来源：人民教育出版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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